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專欄
（一九四○—六○年代）
為慶祝特區回歸十周年，本專欄獲得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朱耀光博士、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何家騏，及協會委員陸啟鎏的協助，專訪三位退休督察—李福基、劉仁濤，及陳福祥，講述四十年代開始時已出現首位華人督察。
華人幫辦訓練班
根據另一位於一九四九年入職的退休幫辦李福基憶述，他成功獲聘後，被安排進入黃竹坑警校受訓。與他同期的二十位見習督察學員全為華人，當時他們是獨立成班，並沒有與外籍督察學員混合受訓。他更發現有為數不少的同班學員都在入職前曾在不同的義務紀律隊伍服務，例如後備警察及聖約翰救護隊等。他相信英國人喜歡招聘曾參與過義務紀律工作的華人加入警隊，因為他們覺得這類人士的質素較有保證。
默默耕耘
由於當時並未確立由警員升幫辦的內部晉升機制，華籍的員佐級人員基本上很難獲升遷至管理層的職位，至於直接入職幫辦的華人，他們深知能獲晉升至警司階級的機會亦很有限。
另一位退役華籍督察劉仁濤便有這樣的憶述：「我在一九五二年入職，畢業後被派到警署當值，面對外籍上司，只能跟著上司的指示去辦事。」
五六十年代的警隊，警探隊與軍裝部可謂分道揚鑣，而當中便以探員的影響力尤為人所注意。基於與社會有較緊密的接觸，華籍探長的地位特別崇高，他們可說是「位低權重」。
據劉仁濤所言，他剛步出學堂，已感覺到如要工作順利，必須尋求華探長的衷誠合作。即使他遇見不合理的情況，也明白到因制度所限，他是沒有能力即時改變現實。由於他們處於洋警司與華探長的「夾心位置」，因此早期華籍幫辦通常都較低調，即使他們都對警隊內外的發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在不強出頭的前提下，他們大多只埋首於自己崗位的工作，默默地做好洋長官及華下屬之間的溝通橋樑。當時的華人幫辦雖然不是警隊的中流砥柱，但他們在警政系統其他方面卻另有建樹，警察福利和警民關係便是其中的好例子。
警察福利工作
現時警隊有「職員關係科」專職處理員工福利事宜，但早期的警察福利情況又如何呢？原來華人幫辦在開創警察福利工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陳福祥為例，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被調派到警隊的福利部工作，成為了該部門首位華籍主管。他在任期間，創立了警隊第一本內部通訊刊物「香港警察雜誌」，他也成為了這本中英對照雜誌的主編。
當年陳福祥經常走訪各警署，與前線人員接觸，了解他們的工作的概況並作出報道。他笑說，他曾因同僚向他反映警署內包伙食的質素欠佳，而隱藏自己的身份到各警署的飯堂試食。身為福利部的主管，他甚至要介入同僚的家庭糾紛，更扣起不善理財的同僚部分工資，轉交其家屬。故此，他可算是集福利官、公關、以及記者任務於一身的警務人員。「香港警察雜誌」後來演變成為《警聲》雙周刊，當然現時《警聲》編諿和採訪的工作再不會由一個人獨力包攬。
（待續）
劉仁濤（退休總督察）於五○年代赴英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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