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两岁，小儿子刚满月。自有示威人士占据路面后，我每日在家的时间不多，与儿子相处的时间更少。但作为警务人员，我明白家人需要我，但社会同样需要警务人员维持治安。

 

十月五日凌晨约三时，我收到通知旺角上海街一带有人员被约三百名示威者包围，我联同小队队员即时前往支援。到场后见示威人士情绪激动，我们缓慢地向前推进，期间示威群众以肢体碰撞我们，有的则以言语辱骂。

 

我们很不容易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缺口，到达被围人员身旁，但却腹背受敌。示威人士有的虽然举起双手，但一边却以脚踢向我们。当时我们仍然保持克制，一步一步地向长沙湾方向推进。

 

当我们努力地挤过人群之际，我突然眼前一黑，额头灼痛，血水已沿颈项流到胸前和大腿。我的同事立即递来毛巾给我止血，而其他队友亦为我腾出一点空间，让我稍事休息。但此时我明白到，身为小队指挥官，现时并非休息的时候，更要避免队友因我受伤而影响情绪。因此我继续带领小队前进。

 

队友通知控制中心要求救护车到场，但车辆只能停泊在群众的后方，需要我们自行前去。由于群众拒绝让路，最后我们用了近一小时才能乘警车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医院内医务人员在我的两寸伤口上缝了五针，医生指伤口是受到硬物，例如石块或砖头直接撞击而成。当治疗完毕后，医生给予我多天病假，在回家与上班之间，我首先选择了后者。但上级在慰问之余，亦希望我顾及自身安全，回家休息，待伤愈后才重回前线。我唯有在内心默默支持大家。

 

我感激太太的体谅和全力支持，但对于产后应得到我照顾的妻子，现时却要反过来照顾我，也感到万分抱歉。

 

 

我加入警队十九年，儿子三岁，正在入读幼稚园。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港岛冲锋队接获命令，支援其他在夏悫道一带被示威群众冲击防线的人员。作为小队第一排成员的我，戴起头盔，手持盾牌，与其他队友一起由军器厂街出发。就在通过横跨告士打道的天桥时，已有数之不尽装有水的水樽，以及包裹着石头的笔袋掷向我们。面对这种恶劣环境，我们一方面举起盾牌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向前推进。

 

在推进期间，一名示威人士突然跳过来企图有所行动，我随即举起盾牌阻挡，并避向另一方。但对方由于冲力过大，反而失足向后跌倒。眼见对方有机会伤及头部，我随即伸手将他拉住，但对方却在此时用脚踢向我的胸口，并即离开。其他示威群众一直未有停止攻击，而当我拉住跌倒示威者之际，有人用硬物袭击我的手部，传来一阵刺痛。

 

当稍获喘息机会时我检视自己伤势，发现左手的尾指又红又肿。小队指挥官要求我即时接受治疗，医护人员表示尾指的伤势不轻，可先行放血减轻痛楚，并要即时转送医院作进一步治疗。但在当时环境下，我们这些持盾牌的人员十分重要，肩负起整个小队人员的防护工作。因此，我坚持继续留下来与我的队友一起抵御冲击。

 

直至翌日早上六时，即连续工作十二小时后，在其他人员替换下，我们终于可以退下前线，并前去医院接受治疗，才知道左手尾指骨因撞击而断裂。

 

 

我任职警察二十二年，担任刑事侦缉人员亦已有近十二年了。自路面被占据事件以来，刑侦单位除继续处理所属警区的刑事调查工作外，部分同事亦被征召协助前线人员处理不同事务，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在警察指挥中心接收资料，按缓急次序作出快速应变，包括成立摄录队和快速应变部队。

 

十月三日下午，驻守政府总部的快速应变部队成员，在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后已十分疲倦。指挥中心有见及此，特别安排人员，包括我在内运送粮水补给。鉴于早前使用车辆运送粮水受到阻挠，遂以「人手运送」方式，由警察总部经统一中心天桥将粮水送往政府总部内。然而示威者在途中设置多道关卡阻止。我们已表明只是运送粮水，但仍遭示威人士辱骂和以肢体推撞。最后我们历尽艰辛才完成任务。

 

翌日凌晨，我们运送新一批粮水，同时引领其他人员接替政府总部内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的同事。但经过之前一役，示威人士加强了天桥的关卡布置，有更多示威者阻挠。我们已多次指出并非要驱散他们，但示威者情绪十分高涨，以肢体推撞，甚至以障碍物冲击我们。我们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示威群众推开，形成一条仅可容身的通道将粮水和替换人员送抵政府总部内。

 

在交收粮水期间，突然有同事说我的头部流血，原来是在被冲击期间遭硬物撞伤。由于我把所有专注力集中在护送粮水的任务上，连受伤亦不自知，要别人提醒才感觉到痛。送院后由于头部伤口附近一度出现肿胀，医生曾担心除表面伤口外，胪内骨亦受创。幸而经X光检查无碍后，便为伤口缝针止血。

 

警队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家庭一分子。因此，虽然医生给予我三天病假，但我决定返回岗位继续工作，因为，这也是我对同袍的一点心意，一点贡献。